这个市场上的搬运工超过了3000人，来自全国各地，他们没有固定的停留地点，哪里有货就赶去哪里。他们把上衣搭在肩上，手里攒着一条几米长的绳子，在市场上等待雇主，搬货时摔倒、砸到脚对他们来说很正常，有时也会不小心刮到脸。
他们是外来打散工的劳动者，像一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，游离在佛山这座城市中，工作时常可能遭遇意外，因为没有公司挂靠，他们没有保险，唯一的指望是农村合作医疗，因为政策原因，很多不能异地报销，他们的孩子读书要交借读费，家里的老人一年才能回去探望一次，对他们来说，生意好，家里人生活好就已足够，他们没有想过，该如何得到保障。
9月7日上午十点左右，大雨倾盆，置地陶瓷批发市场的档口前停满了空货车，司机们有的躲在树下避雨，有的站在附近超市的门檐下闲聊，今年50岁的黄从辉在陶瓷批发市场拉货12年。黄从辉说，他仍清晰记得2010年5月9号下午5点那一天。
那一天，有一个陌生人过来请车，黄从辉并不知道他是哪里人。对方说要到清远阳山杨梅镇拉一车木材，说能装多少装多少，谈好价钱，黄从辉准备把那批木材拉回到罗村的木材加工厂，那里做家具需要很多木材。“他当时来请车，我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情。”提起往事，黄从辉有些懊恼。
黄从辉说，在市场里请车的人都是五荒八乱的，有广东省本地的，也有外地的，都到这里来请车。为了生存，陶瓷批发市场的货车司机们更多地只是顾着做生意，很难知道请车人更详细的身份信息，“谈好价钱就跟着去拉货了，并不是要认得他或者熟悉他才跟他去拉货。”正好那段时间货源比较少，已经闲了好几天没有活了，他心里只惦记着做生意挣钱，就跟着对方去拉货，谁知道是要半路抢劫的。当时对方只拿了一个包，黄从辉并不知道，那个包里竟然藏着刀，黄从辉回忆起那次被抢受伤仍心有余悸。
那晚上1点半左右，黄从辉开车到达对方要去的清远阳山杨梅镇，十几公里外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大的林场。到一个小路，黄从辉问：“到了?”对方说：“到了!”黄从辉就把车掉头停在马路边，对方说等会有拖拉机把木材拉过来，让黄从辉先休息一会。那两个人在黄从辉的车上坐着没动，一个坐在副驾驶，一个坐在后座。等了一阵，黄从辉下车把车厢打开，先打扫干净，但木材还是没到，黄从辉有点急，就问木材怎么还没到?对方让黄从辉再等一会。
开了8个小时车的黄从辉，有点困了，就想靠座椅上睡一下，不料等他往后靠在座位上时，后面的人手里的刀就伸过来，架到了黄从辉的脖子上。当时黄从辉吓坏了，立马用左手抓住刀不放，怕他砍到自己的脖子，脑子里很乱，就问对方是怎么回事?是要他命，还是要钱?黄从辉拿出随身挂的一个包，交给他们，“要钱你们就拿!”对方说：“我们什么都要!”
黄从辉一听什么都要，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，“你们真的要我命啊?”这时，副驾驶座位上的人掏出弹簧刀一下子打开，黄从辉右手猛地一挡，就被划出了血。
黄从辉一个人毫无办法，只想着保住自己的命，大喊“救命!”对方两个人被黄从辉的喊叫分了神，他立马抓住机会把车门一推就跳下去了，左手还抓住了后座的人手里的刀，右手放开了弹簧刀，刷的一下弹簧刀就划到黄从辉的脸上来了。跳下车后黄从辉一直跑，一直抓着刀不放的左手，已经没有知觉了，被弹簧刀划伤的右手在不停地流血。“当时车都不管了，只要人没事就行。”跑到自认为安全的地方之后，黄从辉打了110报警，110就派当地公安过来，最后也没抓到那两个人，黄从辉的车被犯罪分子扔在了原地。
“阳山的路，是一条独路，犯罪分子也知道报案之后开着车很难逃掉，就把车扔下跑了。”说起往事，黄从辉仍心有余悸。
警察把黄从辉的车开到公安大院里，通知了他的家人，当晚他的家人赶到清远。第三天黄从辉的儿子出示货车的证件之后才把车开回去，而黄从辉在清远阳山杨梅镇打了针处理了伤口，因伤势严重，镇上的医疗设备治不了，又用救护车把他拉到阳山县住了七天院，花了七八千块钱。“住院养伤都是私费，没有任何赔偿，也没有任何补助，整个加起来的费用花了将近2万。”当时警察告诉黄从辉如果抓到人，就由对方出钱给他看病，没有抓到人就得自己先垫付着。“当时留了我的手机号码，十多年了，我也没有改过手机号码，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”至今，黄从辉也没收到破案的消息。当时黄从辉因为没有太多钱，当时就没有再继续住院。回到佛山以后，因为脸上刀疤的手术在阳山县没有处理好，黄从辉不得不再次来石湾医院重新做手术，接受更好的治疗。为了省钱黄从辉没让医生打麻药，“都快疼死了，疼得我一身汗。”黄从辉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疼痛。做完手术的当天黄从辉并没有住院，而是直接回到了家里，“我万一有什么事的话，再坐车到石湾医院去就好了。”黄从辉舍不得住院的费用。
受伤之后黄从辉在家里休养了三四个月，手上的筋都断了，活动不了，每天必须先用温开水泡，再用中药浸泡，花费了很长时间治疗，到现在黄从辉的右手都握不紧，整个手都是麻木的，平时拉货都有很大的影响，搬货时黄从辉的右手用不上多少力气，开车时因为方向盘比较粗还能握得住，但太小太细的东西就拿不起来。黄从辉一边说一边活动自己的右手，右手只能握到3/4的部分，不能完全握住。“有时候搬货被砸到了都没感觉，砸出血我才发现，这个手不像正常的手那么敏感了。”黄从辉弯曲着自己的右手，怎么也伸不直，就用自己的左手僵硬地把右手掰直。而脸上的刀疤也留下了后遗症，天气不好的时候，“好像鸡啄了一下似的，一阵阵的疼。”下雨下得时间长了，会时不时猛地疼一下。
而黄从辉的一个朋友也有过和他相似的被抢经历。2010年1月，黄从辉的一个朋友到清远源潭去拉货，走到半路请车的老板就请他吃饭，到了晚上给他买了盒饭和水，吃了以后就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醒来之后，人被扔到草堆里，十几万的货车被开走了，钱也被掏了个精光，到现在都没抓到人。“我当时也报案了，到现在也是没结果，案子一直破不了。”黄从辉的那个朋友因为被吓到，已经不再做这一行了，现在到罗村去做了别的生意。
黄从辉一家人都在佛山，老婆在南庄做陶瓷加工，22岁的大儿子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，13岁的小儿子还在塘头培雷学校读初二，一年需要4000多块钱的借读费，家里有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，每个月要寄给他们一千多的生活费，还有一个弟弟得了癌症，需要照顾。受伤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家里少收入了1万多，又加上医疗费将近2万，一家人只靠黄从辉的老婆的工作养活一家老小，维持生活。
还没怎么养好伤的黄从辉，不得不重新回到陶瓷批发市场拉货，恢复了一年多以后，手才慢慢有了一点力气。黄从辉一家在沙岗德星村租了两间房子，7口人都住在里面，房租、水电一个月都要七八百元，加上孩子上学和平时的生活开支，还有黄从辉的3台货车的保养，一家人一个月的花销要1万多。黄从辉46岁的弟弟，自从去年11月份检查出得了胃癌后，老婆就跑了，丢下了一个11岁的小女儿。后回到家里做了手术，花费了5万多，也因为家里的生活艰难，带病在南庄贴外墙砖的纸，赚取生活费，黄从辉多次劝说弟弟回家，最后都没有成功。“现在他都瘦得皮包骨头了，也没有办法。”有一次，石湾派出所警察要没收黄从辉弟弟的摩托车，但一看他像个“死人”一样，又看了他的病例，就把他的车放了，做完手术之后只是保住了命，后期还要保养，“一家人没有任何保障，不打工怎么办?”黄从辉说。
平时拉货也得冒很多风险，一趟货出去能赚多少钱都不知道，还有可能亏，为什么呢?黄从辉自问自答道，拉货的路途上抓超载抓得特别严，一个大货车只能装10吨货，车皮都有八吨多，如果装20吨货，一抓住就是罚2000元，扣6分，“拉个货跟做贼一样，一边走一边看，还要躲着那些交警，不小心被抓到了就是罚款，一个驾照扣两次就没分了。”黄从辉说，像他们这个年龄，再去考驾照也考不上了。“没有生意坐在那里心里也急，装了货也担惊受怕的，有时候晚上半夜拉货也担心安全。”有些司机半夜开着车就困了，闭着眼睛睡着了，出车祸的很多，特别危险。
中午12点左右，置地陶瓷批发市场的档口外下着大雨，很多搬运工人聚集在帐篷里做着自己的工作，丝毫没有因为天气和时间而停下来的意思，有些搬运工人在整理卸下来的货物，有的搬运工人在雨中的小棚里搬着瓷砖。和货车司机一样感到生活没有保障的还有这些搬运工人，今年46岁来自重庆的搬运工屈超利手里拿着一条很长的绳子，站在装货的车旁边，他在置地陶瓷批发市场做搬运工已经六七年，平时受工伤对于他来说很正常。
有时候搬运过程中会砸到脚，也会摔倒磕到，“砖摔烂了是小事，但要特别小心别砸到脚。”尽管如此，屈超利一直没有想过找其他的工作，“只有做搬运赚的钱，才够家里用。”其他的工作一个月只能拿到固定的1000元到2000元工资，在城里租房子一个月都要将近1000元，再加上平时的开销，根本满足不了家里的生活开支。屈超利家里有3口人，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，在四川老家，老婆在建筑公司开升笼，屈超利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到5000元，少的时候只有2000元到3000元，也有时候一分钱都赚不到，平时都是一年回家一次，过年回去看望两个80多岁的老人。
当问到有没有买什么保险?黄从辉连用了三个“没有”，“自己要掏钱去买，出来打工，赚那么点钱，除了乱七八糟的费用，哪里还剩得有钱啊?”除了车险，黄从辉自己没有任何保险，而这个市场上聚集了很多外地人，包括四川、湖南、广西、湖北、安徽等地，其中最多的就是来自四川的，占60%以上。
“像我们这些打散工的流动外来工人，都没有买任何保险，所有这些开车的司机和搬运工都没有保险。”黄从辉说，除了在工厂里打工的，工厂出一点钱，自己贴一点钱买保险，像他们这些打散工的生活根本没有任何保障，搬运工一天没有搬砖就没有钱赚，没有钱赚就没有生存保障。每天出来在市场上等货，赚到钱了就吃饭，赚不到钱就拉倒。假如过来一个老板说要用车，这里的人全部围上去，老板闪都闪不开，有时候都把老板吓坏了，看到货车司机一个个都抱着手在车旁边守着，这时，黄从辉有点怀念昔日生意好时的光景了。
来自四川重庆的货车司机王岗，在置地陶瓷批发市场做了几年的搬运工之后，有了点积蓄，就买了货车，现在已经做了五六年的货车司机。王岗说，以前八几年有一个驾驶员协会保护货车司机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也没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。货车司机的工伤都是自己负责，他们并没有固定的组织，只是以个人的形式出来打工，没有保险，也没有生活保障。“我们这里生老病死全都是自己负责，没有人保障我们，保险没有，国家政策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除了没有保险，子女的上学也是让他们最头痛的事。“以前办的那个暂住证，村子都是追着我们办，当时是一点补助也没有，现在办的有一点补助了，村委会还要让交各种住房手续，很不好办。”黄从辉为了孩子能在这里更好地读书，跑东跑西好不容易办下了暂住证。“如果不办的话，学校文教局都不给学生发补助，这次报名有暂住证的就补助了1138元。”黄从辉说，这里80%以上的散工人员都没有办暂住证，因此也没有相应的任何国家补助。
没有保险，没有国家补助这些都能让黄从辉接受，但是农村合作医疗不能在外地报销让黄从辉有些气愤。对于像黄从辉这样出来打散工的外地人，大部分都是农村人，生病时唯一可以抱点希望的，就是农村合作医疗了，但这个农村合作医疗也伤害了黄从辉，“农村合作医疗应该是在任何城市都可以报销的，但是我们在外地看病不能报销，只能回到家里报销，而且还要扣掉门诊费600元，像癌症等大病才能报销30%-50%。”因此2010年被砍伤的那次事故，黄从辉连一分钱都没有报销，而黄从辉得癌症的弟弟也被迫回到家里做了胃癌手术。
“这个绳子是用来拉货物的，把绳子套在箱子上拉着货物走就可以了。搬运过程中出一些小事故很正常。”屈超利平淡地说，他的脸上有一道3到4厘米的长伤疤，是2013年在一次装货过程中不小心刮到的，屈超利回忆说那次是搬运玻璃门窗，被一片玻璃刮到，当时自己出钱去医院进行了包扎，在医院休养了一个星期，花了3000块钱的医药费，没有搬运也损失了五六千元，也没有报销，老板连一分钱档口费都没出。“在农村虽然有合作医疗，但也只能报销大病，像我们遇到的这些小事故都不能报销，而且就算有符合报销的也要回四川老家那边才能报销，路费都要300多。”
为了方便货车年检，货车司机的车都是挂靠在物流运输公司的，挂靠在广州、湖南、重庆的都有，但仅仅是车挂靠在公司里，车的经营保养都是货车司机自己做。“我的车是挂靠在江西的鸿盛物流有限公司，公司就是挂靠了十几、二十台货车，向国家交点税，有一张桌子，就成了一个公司。”说到挂靠，黄从辉有些不满，货车司机的车挂靠在公司，每年都要交挂靠费，每一年的车险由公司来买，赚取一定的利润。而很多货车司机选择挂靠在外地的公司，是因为听说费用低，现在很多公司都转让给别的老板来做，公司不改名字，只是更换法人代表，“转让按理说应该通知我们车主，但是他们也不通知，到了年审的时候，费用又增加了，把我们司机逼得没法做。”黄从辉气愤地说，车子挂靠在那里等于是套住了，想拿也拿不出来，拿出来要给公司交1万块钱，退出公司，车开旧了，拿到其他地方挂牌其他地方不收，就没办法年审了，司机们也很无奈。以前加上保险年审的费用，大概是八九千元，现在升到一万五六千元了，“你爱审不审，那边只管提高费用。原来年审的时候就给我们发一个委托书，现在不发了，让开回江西审，烧油过路费都要4000多，开回去审了还要另外交4000多，按道理就不应该再收了。”黄从辉说，现在国家应该出台政策管理这些公司，转让之后费用是变还是不变，应该征求司机的意见，不应该挂靠的公司怎么说就怎么涨。而外地车应该可以在外地进行年审，但现在根本没有司机说话的余地，挂靠公司都把司机当成摇钱树了，国家把司机也都看成“坏人”，使劲压他们，公司加钱，路上又查，现在货源又少，货车又越来越多，“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?”黄从辉说。
黄标车被限行之后，为了赚钱，黄从辉又买了两辆能装十二三吨货物的绿标车，“这些地方发达了之后，好像是不让这些旧车拉货了，所以只能买新车，不买也没有办法，现在买了之后车就停在那里卖也卖不掉。”花了十几万买一辆装20多吨货物的黄标车拉了五六年货就不让拉了，本钱都没有赚回来，“好像我们这些人家里很富裕似的，车还是新的也没有什么毛病，都是可以拉货的，政府一点都不为民着想。”黄从辉说。
近来因为市场形势不好，货车司机一直守在市场外面等货，很长时间都没有活干。“货车一个一个都摆在置地陶瓷批发市场的档口前，好像展览会一样。”黄从辉说，这个地方自从限行以后，开大货车的司机出不去，又限时间，就算有货，也要到十点钟才敢动。“我十天、八天都没有电话响了，连个停车过来找的人都没有。这么大一个工业地区，是一个出货的地方，又限行，现在都没有办法做了，政府好像是歧视外地人。”因为生意冷清，黄从辉的心情很不好。
谈到目前最想解决的问题，黄从辉说，希望政府多关注外来工。“小孩在哪里读书就应该在哪里考学，现在小孩在佛山读完书，还要回家参加升学考试，家里的教材和这里的又不一样，回家肯定考不上。”黄从辉说，现在外地的都出来打工，怕小孩在家里乱跑打架斗殴出去闯祸，也只能带上小孩一起出来，在父母身边小孩子就会听话点，对下一代人是有好处的。
“政府都不理解我们这些外来打散工的人，应该平等对待我们。”黄从辉说，有些刚来这个市场的时候做搬运，有了钱就买车做司机，什么都得自己打拼，没有任何保险和保障。“像农村合作医疗就应该全国都通用，家里也能用，在外地也能用。”黄从辉说。
对于以后，黄从辉表示自己还要继续打散工，“干这个工作干久了，再做其他的不习惯。也都40、50岁了，去工厂打工工厂又不收，嫌我们干活慢。” 黄从辉说，打散工的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市场能够活跃起来，希望工业地带周边不限行。
而搬运工屈超利也和黄从辉有同样的期望，“像那些工厂里的工人会有一些生活保障，我们打散工的都没有任何生活保障。”货车司机王岗则希望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，现在对货物都是“又爱又怕”，一方面希望有货拉，另一方面又怕被抓，希望政府的限行不要太严，生意可以好一点，王岗也希望，政府能给他们这些外地打散工的人一些福利，让他们生活有一点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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